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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薄情寡义的初婚一（第1页）

1998年7月18日，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日子。我带着报到证去县人事局报到，楼上楼下跑了好几个来回也没有办完手续。

办事的人说今年汛情严重，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，东北这边也不乐观，大部分人都抽调去做防汛演练了，我的事今天恐怕是办不完了。

就在我和这个办事人员交流时，一个中年偏胖的男人从我身后看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报到证，发出惊奇的声音：“哎呦，小伙子，你这是分到我们厂了。”

办事人员向我介绍这是汽车配件厂人事科的辛科长，并开玩笑的说：“同学，你算找到组织了，到了厂里安排岗位的事可全凭辛科长一张嘴。”

我一时不知所措，礼貌地向辛科长打招呼。

这个辛科长显得很热情，和我聊了几句，最后对我说：“关宏军，反正今天人事局这边的事你也办不完了，跟我到厂子里先熟悉熟悉环境吧。”

就这样，我第一次踏进了汽车配件厂的大门，这也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。

他把我领到机加车间，给我介绍车间的基本情况，还对厂里新购置的数控车床进行了一番吹嘘，可车床性能被他说得驴唇不对马嘴，在我这个科班出身的看来简直就是班门弄斧。

看似简单的熟悉情况，却给我带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按照当时县属企业的情况，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最起码要安排到技术科这样的科室，分配到一线岗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可辛科长为什么单单只领我去了机加车间呢？

不久我的预感应验了，进厂后我被分到了机加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。

工友们在休息闲聊时对我的处境表达了同情，同时也都感到愤愤不平。

有的问我是不是没送礼。有的说送礼也没用，今年单位来了两个大学生，技术科就一个空缺，谁有门子谁去。

比较了解内情的背地里告诉我，另一个大学生是副厂长的外甥。

一切都尘埃落定，一切也都无可奈何。

我认命了。

车间主任想让我去数控车床，我没同意，理由是每天在机床上重复着装上毛坯，再卸下加工好的零件，实在是太无聊。

车间主任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说：“你真不懂吗？数控车床轻松，普通车床活累。”

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我不是菜板上的鱼肉，任凭别人切来切去。

更重要的是我不想给自己留下太多空闲时间，用来胡思乱想大学里发生的往事。

用劳动惩罚人类，也是劳动本质里的一个重要属性。

于是我就被分到了一台普通车床，带我的师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。

他叫付红军，机缘就是这样巧合，他名字的后两个字和我的发音相同。

他听到我的名字，咧嘴笑了一下，然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：“关宏军，在我的手下学东西要放下大学生的架子，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差距的，千万不要眼高手低，干车床这个活既辛苦又危险，每时每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。”

被他无缘无故地抢白一顿，让我心情郁闷了半天。

他还带了一个徒弟，是一个叫张芳芳的女孩，是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。

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人不算漂亮，但很质朴，人也勤快，没事就用抹布把车床擦得锃亮。

单独相处时，从她眼里流露出的欣赏和仰慕之情，是我刚进厂那一段时光里最贴心的宽慰。

有一次，她悄声对我说：“师父也是大学生，也是从学徒干起的。技术科的那帮人遇到问题还得请教他呢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对我的师父付红军肃然起敬，再也不敢拿我的大学生身份在他面前顶撞。

下岗以后，付红军从小作坊干起，后来成了全县著名的企业家。一有空闲，他也会约我到他的厂子里喝喝茶，时不时的对我说：“宏军，当年我是好心干了坏事。”

是什么好心呢？那就是保媒拉纤。

为我和张芳芳当了介绍人。

我进厂半年后，有一天，他把我拉到一边，问我：“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？”

我那时候的心理状态是：我被感情伤透了，哀莫大于心死，无所谓和哪个女人结婚生子，平平淡淡的走完一生就算圆满了。

所以也没犹豫，就问了一声：“谁呀？”

他说：“张芳芳。”

在车间轰鸣的噪音里，我以为听错了，便又问一句“谁？"

他趴到我的耳朵上，大声喊道：“你师姐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