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正月十六的早上我是被一声直冲云霄的哀号惊醒的。其凄冽、冰冷令缩在被窝里的我都打了个寒战。有一刹那我以为来地震了。羞愧地说,自打九八年冬天张岭那一小震后,呆逼们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平海也能依葫芦画瓢地来一出。然而总是事与愿违。那天自然也不例外——哀号很快变成了呜咽,时断时续,大地却稳当如初。于是我想,没准老赵的小老婆又被何仙姑附体了。她总是擅于被各路神仙附体,有时是九天玄女,有时是吕洞宾,多数情况下是何仙姑。何仙姑喜欢用评剧的形式教育大刚夫妇,尖酸刻薄,宛转悠扬,十分精彩。
这么瞎想着,昏昏沉沉地,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。像是打楼上下来,咯吱咯吱响,很快就进了堂屋。没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院子里,穿过走廊,在我门口消失不见。片刻后,卧室门被叩响:林林。不知为何,我没敢应声,而是扫了眼窗户。那里白茫茫一片,似有道亮光欲穿透窗帘蓬勃而出。
但母亲还是推门而入。几乎与此同时,哀号再度响起,我不由又打了个寒战。
“林林?”她隔着被子拍我一下,“快起来,今天不用去学校了。”
“咋了?”我总算露出了个脑袋。
“你爷爷没了。”母亲背对着我在床头坐下,声音干涩而轻快。朦胧晨光中她披头散,裹了条黑呢子大衣,却在不经意间携着整个寒冬卷土重来。我不知该说点什么,只好又缩回了脑袋。我甚至忘了挤出几滴眼泪。
半晌,母亲站起来,轻叹口气:“下雪了。”确实下雪了。我又扫了眼窗户——理所当然,那道光更亮了。
爷爷死于心肌梗塞。头晚上还好好的,第二天一早整个人都凉了。多么奇怪,他老人家身上有那么多病——高血压,气管炎,糖尿病,又中了风、瘸了腿,最后却被心肌梗塞一举命中。这是幸运还是不幸,我也说不好。至少这个噩耗令恢复自由的父亲沉默了好几天,尽管负责接人的陆永平早早给他通了气。当然,也没准是奶奶的表现太具感染力。不等父亲进门,她老人家就奔将出去。在即将碰触到儿子的一刹那,她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,嚎道:“你爸没了!”
虽然抱着奶奶,但我却无力控制她肆意奔放的声带颤抖。那跌宕起伏的冲击力令我鼓膜麻,连拂过门廊的阳光都在瑟瑟抖。于是陆永平就关上了大门。他提着个破包——长脸一如以往般黑亮——狠狠地吐出俩字:“哭啥!”其时父亲已跪到了地上,而胡同里的脚步声越细碎而清晰。母亲搀着奶奶,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那刚洗的头却裹着浓郁的清香,不时拂过我的脸颊。
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难以保守秘密的人。九九年春天杨花漫天时,我走在路上,老觉得有什么大事要生了。或许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剧烈变化,未必地动山摇,却足以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。然而那个四月上午见到父亲时,我却冷静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平河水。他瘦了点——当然,也可能没有,刚剃的圆寸衬得额头分外光亮。而青筋已在其上浮凸而起,顺着脸颊后侧蔓延而下,又在脖子上编织了一张网。配合着大张的嘴,眼泪无声地涌出,聚于鼻尖,再无可奈何地汇入透明闪亮的鼻涕。
阳光明媚,一切却在摇摇欲坠。我吸吸鼻子,瞥了陆永平一眼。他扭身拴好门,总算拽住了父亲的一只胳膊,依旧是俩字:“行了!”后者并不这样认为,他一把甩开陆永平——与此同时,眼泪和鼻涕的混合物终于砸到了地上——在奶奶的伴奏下,连磕了数个响头。具体是几个,我也说不准。只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,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,连门外的窃窃私语都被淹了去。
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,印象中很丰盛,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。留陆永平吃饭,他却连连摆手。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。他拉开车门,皱了皱眉:“回去。”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。然而没有。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,陆永平才喊了声林林。我刚要过去,他又摆了摆手。刹那,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车便绝尘而去。我倚着红砖墙,呆立了好半晌。后来母亲喊我吃饭,于是我就回去吃饭。路过厨房窗口,我往里面扫了一眼。母亲撇过头来,脆生生地:“端菜!”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,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。父亲则坐在沙上,垂着头,闷声不响。而电视里,艾弗森正龙腾虎跃。
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,送了几条鱼,记得还有只野兔。之后的某一天,兔头被我掇了去。等啃到大板牙时,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。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,骂道:“让你馋!”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,住在我曾经的卧室。我嘛,被撵到了楼上——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,至今挥之不去。东院却空了许久,直到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。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。而这,总体上是成功的。尽管2ooo夏天,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。
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。光那个闷坐在沙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。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。奶奶整天唠唠叨叨,时悲时喜时怒时怜。母亲却听之任之。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,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。那阵正逢中招冲刺,又是实验加试,又是体育加试,文化课还忒多,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。然而不知为何,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,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。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:“林林。”